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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叡山大師傳》記載，父親百枝是虔誠的佛教徒，學富五車，咸得閭里的尊敬，但多年愁無子嗣，遂於叡山山麓下的神祠祈子，築草庵預定七日至心忏悔，至第四日夢得吉兆，其妻乃妊娠，於神護景雲元年生廣野。
廣野七歲受學，聰明絕倫，十二歲投奔近江國的國師（設在地方的僧官）行表，當一名見習僧人。不久剃度、法名最澄。

十九歲，最澄在東大寺接受修學具足，成為正式僧侶。但是，他對墮落的南部六宗佛政界,只重出身高低，不重信仰和修行的風氣感到失望。

他毅然離開奈良，在故鄉比睿日枝山結一草庵，繼續修行。二十二歲時，又在此地建立一座寺院，名比叡山寺，號“一乘止觀院”，又稱“根本中堂”，並親自雕刻葯師佛像供奉。之後，藏經閣、八部院、文殊堂等建設工程相繼完成。西元七九八），最澄在比叡山開始講說法華，三年後招請南都諸大德列席參加法華大會，翌年又在高雄山寺講學，並啟建法華大會，因之獲得僧俗大眾一致肯定。

後敕許入唐求法，並允許與翻譯僧義真同行。
當時比叡山雖然有了藏經閣，卻只有少數的經論，因此，最澄立願要備齊一切經藏，但限於人力、財力，還是不容易滿願，終於他寫信請求南都七大寺協助。南都諸師感於他的願心，或送米供養寫經生的食費；或送來經書作抄寫的原本，使佛教界當時興起了一股寫經風潮。

鑒真有弟子號稱東國化主道忠，遣弟子送來書寫好的經典二千余卷，南都諸僧則協力書寫送來五千余卷。經過十年的長期努力，終於完成了近萬卷經書，此時比叡山的圖書可以說是當時藏書最豐富，最完備的。

最澄為此敬設三天的萬佛齋，禮謝佛教界的大力支援。在這股寫經風潮中，最澄根據《法華經．法師品》描述法華行者“受持經典讀誦書寫”五種行持方法，撰《經師觀行》一書，介紹如何入寫經三昧及寫經功德。直至現在，在日本各寺院依舊盛行寫經活動。

最澄在叡山的活動，受到桓武天皇的注意。天皇一直有心重整佛教國風，於是在最澄三十一歲時，聘為“內供奉十禪師”之一。

最澄以唐朝僧人鑒真帶來的天台宗為典範，十余年, 一直苦心鉆研其真諦。這同當時以治學為主、宗派界限不清的奈良都市佛教形成鮮明的對比。

此時，以大和的室生寺（興福寺相學派的山林道場）、吉野的比蘇山寺（元興寺法相學派的山林道場）為開端，開始把寺宇修建在遠離人煙的深山老林中，漸漸形成一般獨特的勢力，被稱為山岳佛教。

最澄的施主中,有一個和氣廣世[和氣清麻呂之子]的顯貴，向桓武天皇建議遷都平安京。由於他的斡旋，最澄有機會接触桓武天皇，並立志樹立天台法華宗。

八零四年，最澄入唐求法的要求得到批準，他同空海一起加入第十一次遣唐使。

八○三年，最澄與遣唐使由難波向九州出發，擬赴中國求法，卻在瀨戶內海遇上暴風，被迫折返。

翌年七月，最澄再度搭乘遣唐副使石川道益的船只起程入唐，九月一日抵達明州（寧波）後，立即前往越州龍興寺拜謁六祖荊溪門下弟子道邃和尚，學習天台法門。道邃和尚見其器宇軒昂，遂授予“一心三觀”之旨及菩薩大戒（圓頓戒），說道：“弘道在人，人能持道，吾道化行，今其時哉！” 最澄親承密法，為使後人有所憑藉，寫下《天台教門疏記》一書，共兩百四十卷。其所受之梵網菩薩大戒，成為他日後積極建立大乘戒壇的基礎。

之後，轉赴天台山，到達佛隴寺參謁行滿座主，學習天台深義。行滿座主贊譽道：“昔智者大師告知門人：‘我滅後兩百余歲，我法傳東國。’今終見祖師之言不虛。”於是將荊溪大師諸典籍傾囊相授。行滿又說道：“汝持此法，當為海東傳燈之始祖。”最後並贈與智顗所著之《法華疏》、《涅槃疏》等八十二卷。

最澄又到各處參學，曾依止翛然禪師習牛頭禪，由於機語投契，得達摩一派牛頭山法。

又於龍興寺受曉順阿闍黎的真言密教灌頂，得陀羅尼經書、印契圖樣、灌頂器物等，並成為善無畏、義林、順曉等次第傳法的第四代祖師。

最澄到了中國天台宗的發源地--天台山（浙江省天台縣）。經台州剌史的推荐，從高僧逐遂，學習正統天台宗的傳授方法和獨特的大乘元頓戒。

此後，最澄繼續受教於佛隴寺的行滿。行滿是天台山第七代住持，毫無保留地把本宗教義傳授給最澄，以此了卻開山始祖天台大師智向東瀛弘揚佛法的宿願。

在唐朝雖然逗留僅八個月期間，即得到天台、禪、密、大乘戒四種傳法。最澄如飢似渴，不僅鉆研天台宗經典，還在龍興寺和禪大寺涉獵了密教、禪宗等其他宗派的教義。

西元八○五年, 最澄隨同藤原葛野麻呂等遣唐使平安返回日本國，歸國時，最澄滿載天台宗的典籍、佛像、佛畫、佛具等，可謂碩果累累。於高雄山寺設灌頂台,傳密教灌頂，又於宮中修毗盧遮那法，此為日本首度傳授祕密灌頂之始。第二年，得到天皇恩準，最澄在比睿山正式樹立天台法華宗。

大同元年（西元八○六）獲準設天台宗年分度者（按年限定諸宗派、諸大寺的出家人數），於南都六宗之外，即華嚴、律、三論、成實、法相、俱舍，新增天台法華宗二人，正式獨立為日本天台宗。同年十二月，圓澄等百余人受圓頓戒。

天台法華宗可謂是日本佛教史上第一個以教團成立的教派。在此之前，奈良朝六宗屬學問上的學派，而非教團的宗派。由於本宗具有多種的融和性，加上後來弟子們的努力，比叡山成為鎌倉佛教的根本，在平安朝之後，日本的文化藝術也以此為中心。

  比睿山位於京都東北部與大津交界的連綿山區，海拔八百多米。自古以來，東北方位一向被視為生命誕生與消滅的地方，經常修建佛門寺宇，來鎮守一方土地的安寧與昌盛。

最澄身負鎮宇王城、弘揚佛法的使命，在此地創造了延曆寺。延曆寺為天台宗總本寺，包括東塔、西塔、橫川三個地區。全盛時期，被稱為"三塔十六谷"的延曆寺，竟有三千多座僧房，可謂氣勢宏偉大、威震四方。難怪白河法皇嘆息，說："賀茂之水、雙六之賽、山中法師（延曆寺僧兵），不從騰心者。"

西元八○六，三月，桓武天皇駕崩，最澄喪失了最大的支持者。其後十六年間，他致力於天台宗實質的確立，建立大乘戒壇，以及與法相宗德一論辯有關“三一權實”的內涵。

最澄主張大乘戒壇,一是辛苦培育的弟子，必須到東大寺戒壇受具足戒。二是最澄認為比丘具足戒是小乘戒，只是自覺自利，而大乘戒是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所以主張弘揚大乘的天台宗、密法及戒法，希望實現一個具有活潑朝氣而又和諧的大乘理想國家。

西元八一八年，最澄宣言舍棄東大寺戒壇所受的小乘戒，並上呈“山家學生式”，說明天台大乘僧的養成辦法，規定凡受大乘戒之後十二年不能出山門，必須專修止觀業（天台）與遮那業（真言），直到成為國寶、國師、國用為止，惜未獲準。

翌年，最澄撰《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一卷，說明其內證為佛陀所悟之法，是由師徒展轉相承下來的血脈系譜。由於最澄上表請廢小乘戒儀，別設大乘戒壇，因此引起南都諸宗的多方論難，西元八二○年，最澄乃針對此類論難撰述《顯戒論》三卷，闡明大乘戒為經論中所明示的事實。

八二二年二月，最澄受敕為傳燈大法師，其後四個月，於六月在比叡山中道院示寂，世壽五十六。

遺言：“勿為我著喪服，但弘我志。”後經弟子光定等人努力爭取，終於得到敕許大乘戒，天台僧養成制度由之確立。

弘仁十四年，為紀念桓武天皇敕許創建天台法華宗，遂取其年號“延曆”，將比叡山寺改為延曆寺。門下弟子有義真、圓澄、光定、圓仁等多人，均為佛門龍象。

最澄一生撰述甚豐，有《法華輔照》、《付法緣起》、《長講願文》各三卷，《灌頂儀式》二卷，《法華秀句》三卷，《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一卷，《六千部法華銘》各一卷等，計一百六十余卷，均收錄於《傳教大師全集》。

八六六年，清和天皇追贈“傳教大師”諡號，"大師"這一稱號，在日本尚屬首次。世稱叡山大師、山家大師、根本大師、最澄上人。

最澄的親手筆跡法寶、入唐牒、越州余等遺物被珍視保存，其精神曆萬古而彌新。最澄於延曆寺根本中堂點燃的法燈，在悠悠歲月、滄海桑田中，從未熄滅。一千多年以來，延曆寺作為佛教聖地，培育了幾工宗師。慈覺大師、智證大師、惠心大師、法然上人、親鸞上人、道元禪師、日蓮上人等，大凡代表日本宗教界的領袖都曾進入比睿山學佛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