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忙鼠的部落格

　　資助孫中山

　　——訪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啟彥

　　深圳特區報駐香港記者

　　劉秋偉

　　在孫中山整個革命歲月中，他曾十余次出入日本，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日本活動，與日關係明顯比與歐美關係要密切。而據學者估計，他曾結交340多名日本人士，這些日本人的身份，從無業的大陸浪人到商界、軍界、學界以及政客，分佈各行各業，對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同情之餘，更有部分在精神上和行動上給予大力支援。其中的南方熊楠、宮崎滔天與梅屋莊吉，可稱得上是孫中山的患難之交，是他的思想和事業的同道人和忠實支援者。

　　記者近日就此採訪在這方面深有研究的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啟彥，請他講述這三名日本友人對孫中山革命事業不同方面的貢獻和影響。

　　竭盡所能支援孫中山

　　記者：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梅屋莊吉是他的生死之交，梅屋不僅與孫中山結拜為義兄弟，還傾盡全力支援中國革命。據東京學藝大學教授中村義說，僅資金援助就遠遠超過10億日元。可以說，梅屋是用一輩子的時間和他的家產，來支援中國的革命運動。請問，梅屋是怎麼支援孫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動的？

　　林啟彥：梅屋莊吉是日本長崎人，家境富裕，比孫中山小兩歲，于1894年到香港。

　　1895年1月，孫中山經他的老師、英國醫學博士康得黎介紹，來到香港中環大馬路28號梅屋照相館，找相館主人梅屋莊吉。其實，他倆在兩天之前的一次宴會上已見過面，梅屋莊吉也大概知道孫中山目前情況。

　　這次見面，他們倆談天下事，談東洋之興隆以及人類之平等，英雄所見略同。孫中山還詳細介紹了興中會的廣州起義計劃，講述到準備工作的困難時，向梅屋提出給予援助。梅屋即時爽快承諾盡一切努力給予金錢上的資助，並派人前往澳門、新加坡及廈門等地購置軍械，用作起義軍的裝備。梅屋為了把600支槍順利運到廣東，親自出面疏通辦理通關手續。可惜因消息洩露，起義被迫中止。孫中山從廣州逃出，來到香港。

　　在港期間，孫中山多次與梅屋商討今後對策。梅屋獲知清廷要求港府協助緝捕在逃革命黨人，懸賞1000銀元緝拿孫中山、100銀元緝拿楊衢雲、陳少白等人。港府為免得罪清廷而又不願交人，便對孫中山等人發出驅逐令，五年內不可居留香港。梅屋因此與康得黎勸孫中山暫避海外，並安排孫中山、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等人于11月12日乖輪船先赴日本。

　　孫中山因在日無法取得華僑支援信任，便決定赴檀香山投靠兄長孫眉，但因旅費缺乏未能成行。梅屋得知，迅速匯去1300銀元，使孫中山成功上路。接著，梅屋又匯1000銀元到檀香山給孫中山應付生活所需。

　　梅屋還在香港多次接濟孫中山日後的日本摯友宮崎滔天，兩人從此建立友誼，共同為孫中山革命事業而貢獻。

　　1898年間，孫中山還積極參與和協助菲律賓革命領袖阿奎納多和彭西等人領導對抗西班牙和美國兩個殖民主義國家，尋求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梅屋也積極投入支援菲律賓獨立運動工作中，並於1898年7、8月間，親赴菲參與獨立軍的戰爭。1899年，梅屋還出資資助流亡日本的彭西。

　　1900年7、8月間，孫中山南下香港，從事推動兩個獨立運動活動，並籌劃惠州起義，梅屋則在香港負責協助籌款與購買武器彈藥，秘密運往起義地點。後來，由於軍火與援兵不繼，惠州起義失敗。

　　這次起義，梅屋的參與甚深，失敗對他的打擊很大。他決定今後更要大力發展事業，積聚更多的資財，來作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強大後盾。

　　後來，梅屋還在日本興建了一個簡易的飛機場，為孫中山的起義培養飛行員，這也是中國最早航空學校；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梅屋不顧自己債臺高築，變賣家產籌得28萬款項，用於武昌起義軍和其他革命活動；梅屋還派出攝影師到武昌拍攝辛亥革命的膠片和照片，為研究辛亥革命歷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共同理想走上革命路

　　記者：孫中山與南方熊楠相處的時間並不長，甚至在對待東西民族矛盾的問題上，最初還存在分歧，但很快就成為知己，孫中山還盛讚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而這位“奇人”也為孫中山介紹了一批日本友人，對孫中山日後的革命事業爭取日本人士支援貢獻不小。他們兩人的這段革命友情是怎麼形成的？

　　林啟彥：南方熊楠是日本和歌山人，是日本近代頗負盛名的生物學家、民俗學家和考古學家。據南方熊楠的《倫敦日記》上記載，1897年3月16日，他在大英博物館東洋典籍部主任道格拉斯的辦公室初會孫中山。

　　南方與孫中山從相識、交往到辭別、分手，不過三個半月時間(1897年3月16日至1897年6月30日)。在這段日子裏，他們兩人的友誼發展很快，兩人多次到對方住所，傾談至深夜才歸，兩人幾乎每隔一兩天便見面。他們年齡只差一歲，都是博學多才的人，語言與年齡沒有隔膜。兩人談得投機，結為知交，是建立在某些共同的理想價值觀的追求之上，不帶任何利害的謀算，彼此均視對方為可靠的良朋知己。

　　據武內善信回憶，孫中山與南方熊楠都擁有共同的民族主義與興亞洲主義的重要思想與主張，包括：南方熊楠與孫中山同為民族主義者，但都能擺脫國家主義的束縛，在超越國家立場上努力恢復東方民族權力的看法上意氣相投；民族主義屢屢會容易陷入自我民族至上主義的缺點，往往有演變成民族自我中心的傾向，但南方熊楠卻沒有陷入這陷阱，他既主張日本的優點，也始終以東方特色的一環來思考，雖然強調東方的特長，卻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優秀的一面；孫中山支援菲律賓與北韓等的獨立運動，對其他被壓迫民族懷有強烈的連帶感，同時他被認為具有“吸取西方思想的長處，以此可與中國相協調，並且這不僅在追趕西方，而是站在超越西方，往上展望的地平線”的思想。換言之，兩人不單只是考慮本民族的事情，還進一步將亞洲置於世界全體的視野，以揚棄西方文明為目標。

　　孫中山在倫敦的9個月，對他個人來說，雖然經歷了清使館囚禁的黑暗日子，險喪性命，但整體來看，他所得更多。孫中山由此增強了革命的信心，視英國政治社會的文明為中國所應追求的目標。孫中山更得以結交南方熊楠這位知音，這不但讓他豐富了對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更有機會讓他結識懷有同他相近的亞洲意識的一些日本人，以襄助其革命活動，包括南方熊楠以及他給孫中山介紹的一些日本友人。

　　在《南方熊楠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利用各種機會主動熱心地為孫中山介紹日本關心亞洲問題的人士。如陪孫中山登上正在英國港口的日本軍艦富士號參觀，並與水雷長津田及副長齋藤等交談；又利用其同鄉紀州侯世子德川賴倫和後來任文部大臣的鐮田榮吉等人參觀大英博物館的機會，介紹孫中山與他們認識和交談；他還請鐮田榮吉為孫中山寫了給大陸浪人首領岡本柳之助的介紹信；又請曾任和歌山縣議會會長的田島擔為孫中山介紹熱心亞洲問題的新聞記者菊池謙讓及與犬養毅關係密切、後來當過大隈內閣文部大臣的尾崎行雄等人；他自己還親自給後來任眾議院議員的朋友佐藤寅次郎寫了介紹孫中山的信。

　　俠腸義膽奔走效力

　　記者：辛亥革命成功前的1897年8月16日，孫中山乘郵輪從溫哥華到日本橫濱，在日本結識的第一位友人就是宮崎滔天。從此，他們成為至交，宮崎滔天以後開始為中國的革命運動提供幫助。後來，中國的革命運動遭受挫折，滔天心灰意冷，但他始終不忘革命事業，一直為同盟會的成立奔走效力。宮崎滔天是如何在日本協助孫中山開展革命工作的？

　　林啟彥：宮崎滔天是日本熊本縣玉名郡荒尾村人，出生於破落的武士家庭。

　　1897年8月16日，孫中山從倫敦蒙難獲釋後，乘船從溫哥華抵達日本橫濱，寄居在陳少白寓所。宮崎滔天在孫中山來日以前，早已對他有初步認識。他先從二哥彌藏處獲悉孫中山、陳少白等中國革命黨人的名字和事跡；1897年5月間，又得日本海軍大尉曾根俊虎的介紹，在橫濱結識了孫中山的同志陳少白，獲悉孫中山的行蹤和近況，並從陳少白處看到孫中山所著的《倫敦蒙難記》(英文版)一書，因而對孫中山革命理想與勇敢的事跡，心懷仰慕。

　　1897年7月，宮崎滔天的大哥民藏又從美國寄來介紹孫中山的英文剪報，鼓勵他與孫中山合作。8、9月間，宮崎滔天與平山周因奉日本外務省之命到華南調查秘密結社和會黨的情況，其間，在香港見了區鳳墀(華人傳教士，興中會員)，獲知孫中山已去日本。宮崎滔天便馬上趕返日本，希望能早日見到孫中山，同他交流興亞大計。

　　9月上旬的一天，宮崎滔天到陳少白寓所，與孫中山首次相會。當時，孫中山同宮崎談了他的革命宗旨是要謀求中國和亞洲各國的獨立與自由，人民的平等與自治，要為建立一個和平而民主的亞洲理想而奮鬥。宮崎滔天聽了以後，大為感動，擊節讚賞，並立志從此以後追隨孫中山，為實現中國共和民主革命與亞洲各國民族自由平等的解放事業，並肩奮鬥，至死不渝。

　　當時，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自1895年以來，沒什麼大進展，人數極少，力量極其薄弱，不僅無法在國內展開宣傳活動，即使對華僑社會影響也不大。使他的處境相當困難，近乎無助。

　　就在此時，孫中山得到了宮崎滔天的熱誠支援及奔走幫助，通過他認識了犬養毅、頭山滿、平山周、平岡浩太郎等一批朝野人士，並由犬養毅出面力勸大隈重信(時任外相)以政治犯身份讓孫中山居留日本，並加以監視保護，又由犬養毅安排平岡浩太郎出資雇傭孫中山為平山周的語言老師一年，以解決其留日生活費用，孫中山因此才可勉強得一棲身之所。儘管日本政客與某些企業家對孫中山的援助，懷有不軌的動機，而宮崎滔天也被他們利用，但客觀上，這種援助確實是對孫中山往後的革命活動籌劃有利，特別是宮崎滔天，他在這二三年間，成為孫中山多方推動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的得力助手。

　　孫中山抵日不久，即1898年初，宮崎便把孫中山的《倫敦蒙難記》翻譯成日文本，取名《清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幽囚錄》，並於5月至7月間在《九州日報》連載。這個日譯本把孫中山稱讚為“中國罕見的具有才識膽略的人物”，大大糾正了日本社會以及旅日華僑對孫中山一直存在的“亂黨頭目”形象，使他們了解孫中山的革命宗旨和人格風範，提高孫中山在一般民眾心中的認受程度。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得到宮崎滔天和平山周的幫助，先後亡命日本。宮崎滔天得到日本政府的資助和授意，在孫中山與康梁間奔走、遊說、溝通，竭盡心力，不辭艱險，希望能促成雙方的合作，實在是孫中山難作他選的忠實盟友。

　　宮崎滔天更大的貢獻，在於他能週旋于日本朝野各種人物之間，為孫中山創造最佳的條件，藉以取得日方的財力、人力與物力(主要是軍火)的支援。有記錄可尋的，包括犬養毅、頭山滿、平山周、平岡浩太郎、神鞭知常、渡邊元、中野德次郎、島田經一、兒島哲太郎、福本誠、原禎、清藤幸七郎、萱野長知、山田良政、末永節、內田良平、中村彌六等。這些只是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的贊助者和參與者而已。

　　1899年11月，宮崎滔天為協助孫中山掌握中國國內會黨的組織實況和拉攏他們與興中會合作反清，親自到華南作詳細的實地考察和談判，為日後惠州起義的革命群眾力量的結合與強化做好準備工作。雖然這項調查也是日本政府對宮崎滔天的一項授命，但宮崎滔天卻借此為孫中山完成了統合湖南哥老會、廣東三合會和海外興中會的重大任務，並使孫中山成為新組織聯盟——興漢會的首領。孫中山革命領袖的地位從此確立。

　　惠州起義前夕，宮崎滔天積極協助孫中山從事各項準備工作，包括日本同志參與起義軍的組織名單、募集軍費、採購軍火。後來，因中村彌的欺詐，導致惠州起義時軍火不繼而招致失敗，宮崎滔天飽受誤會與冤枉，仍然一力承擔追討之責，以補償孫中山和革命組織財政上的損失。

　　1900年6、7月間，孫中山因與香港總督卜力、議政局議員何啟發起與李鴻章商議兩廣獨立之事，必須到廣州和李鴻章會面，但考慮到親身赴會有被李鴻章誘捕的危險，因此宮崎滔天自願代孫中山擔當談判代表，與內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一起赴廣州與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商談。宮崎滔天確實是一位難得的忠勇之士。

　　惠州起義最終失敗，宮崎滔天所受精神打擊極大，而家庭的經濟情況也陷於困境，此時，宮崎滔天為了繼續協助革命活動，籌措軍費，不顧家人的反對和社會的歧視，寧可投身於浪花節界為生，並以寫作為副業，都不願賣身投靠于不利於中國的集團謀生。就在當浪花節師的同時，宮崎滔天為了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擴大影響，從1902年1月至6月，他在《二六新報》上連續發表了《三十三年之夢》的自傳紀事，一舉把孫中山其人其事，作出如實報道，使孫中山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心目中，由廣東海灣的一個“海賊”搖身一變為“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

　　學者介紹

　　林啟彥，原籍廣東番禺，1947年生。日本廣島大學東洋史係博士課程修業完結，香港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近現代中國政治思想、中日關係及學術文化史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較重要的著、編、譯作品有：《三十三年之夢》、《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步向民主》、《史學方法》、《王韜與近代世界》、《嚴復思想新論》、《鴉片戰爭的再認識》、《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教研論學集》等。